新闻已死，不必过节

文/朱文强

11月8日，记者节。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节日，何为记者？记录者？瞭望者？批评家？新闻人？大抵这一类的定义，都逃不过一个“敢”，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进而敢于讲话，敢做，敢当、敢说，这是一种勇气，倘若没了这勇气，便也没了存在的意义。

不幸的是，这种勇气却愈发的稀有，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闭上嘴，合上眼，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天下太平。

中国的新闻人，对于新闻——至少是对于揭露社会问题的事件，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再加之我们独有的审核机制，“非礼勿视”可谓由来已久。而这“礼”又是非常之严苛，不但不能“正视”，连“平视”、“斜视”也是不许的。这便是规矩，规矩自然是人定的，自打这规矩定下来，便生出一大撮低眉顺眼、卑躬屈膝之辈，——至于说对外却有大力量，那自然是别有他图。由此，对内则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变得无解决、无反抗。但凡有“不合时宜”的言论，免不了要受人指摘，甚者会引来牢狱之灾。

记者究竟还是敏感人物，从他们的作品来看，有些人是早已感到不满的，他们睁开了双眼，凭着一丝热情和勇气对抗着那些严苛的礼数，这实在是让人由衷的敬佩的。我想，他们是该过节的。

我是实验过的，但有时候想想，这无非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何以变得如此沾沾自喜？ 

记得当年在求是《小康》杂志社工作时，我曾经接到一个上方派发的采访任务，到浙江为当地缉毒警写一篇特稿，对于此类选题，我向来是有些抵触心的，毕竟这又是一篇“吹牛稿”，于是便按部就班地草草了事交了差。至今，我都记得在事后的评刊阶段，我的总编辑舒富民对我的批评，我们在做这类选题的时候，不是为了单纯给他们做宣传，而是要有所突破，否则便失去了记者的意义。是的，深以为然，受用至今。

中国的新闻人太久于习惯闭眼看社会了，这实在是一种悲。有时候这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从不得已而为之变得愈发自然而然。当我们不敢正视各个方面，用瞒和骗，编造出各种奇妙的太平盛世来，还自以为是正路，这种怯懦、懒惰、滑巧的心态，终究会把我们引向裹足不前的堕落中。

新闻人是不同于普罗大众的，你们是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倘若新闻人都不敢于睁开眼睛，一天一天的满足着，一天一天的堕落着，这火光恐怕不会成为照亮未来的灯，而是会变成燎原的厉火。

但偏偏现在越来越多的新闻或不能正视，或闭着眼睛布道，只剩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章，由此文章，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至于自己已然不觉得，整日沉迷于各种颂赞中不能自拔。

几日前，第33届中国新闻奖公布，377件新闻作品获奖，其间直面社会问题的题材可谓凤毛麟角，这几个选题我不太能写出来，有几个实在是过于敏感，向那几个记者致敬吧。而颂赞选题几乎占据了大半壁江山，这已经是常有的事，而这结果似乎也并不坏？颂赞，皆大欢喜，又可得奖，名利双收，至于我们是不是就能在这样的颂赞中恢复中兴，冥冥中自有安排，自不必由别人说道。

倘若新闻人以此颁奖盛事过节，我想，定是自娱自乐罢了。

如今，气象似乎又变了，这不仅仅是固有的“礼”愈发严苛，就连一个卖课的培训老师都可以调侃“新闻学”，无论说什么，我都觉得有些悲伤。不由得想起一件事，上月，广东广播电视台记者在深圳龙华汽车站外拍摄报道时，被深圳龙华街道重点区域整治办公室主任周斌带着一群保安抢夺摄像机，还放狠话威胁记者称：“胆敢再拍，让你躺着出龙华”。一声叹息。

这大有“史量才之死”事件的范式，只可惜，这些人没什么胆子，只会做些偷鸡摸狗之勾当，嘴上喊一喊，杀呀，头便又缩回去了！他们不仅自己闭着眼，还希望别人跟着一起闭眼。

其实，我们都曾经满心欢喜的过节的，只是到了现在的境遇，竟再无脸面说起。十几年前，当我突破重重封锁，抵达WK采访时，面对一脸诧异的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的前辈同行，他们说，你是第一个进来的内地记者，为什么？我回答，总要想办法让外面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如今，新闻已死，自不必过节。

致那些依然坚守在新闻战线上并抱有初心、勇气的新闻人，节日快乐。

（作者系华夏早报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