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诗人”的身份确认与温暖的寻找

“打工诗人”的身份确认与温暖的寻找

艾华林

在深圳福永某电子厂打工的时候，我最不喜欢干的活计，就是简单的没有技术含量的贴标签工作，但我又非常欣喜地看到经我手生产的产品，被贴上合格的标签，那一刹那的成就感，好像是人生价值的具体显现和意义所在。虽身处底层，艰难谋生之余，我仍执迷于小时候就想当作家的文学梦。因机缘成熟，我于2009年结识打工诗人李晃而走进了文学的窄门。身处打工现场，我最初的文学创作多是反映打工生活的苦闷和心灵诉求。现在看来，那些简单直白的诗歌，非常青涩浅薄；但也正因这简单青涩的不饰粉饰的朴实，显得纯粹可爱。因此，我被贴上了“打工诗人”的标签。说心里话，我不喜欢这个因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而带有偏见歧视的，这么一个区分产品时的标签。然而，我又受惠于时代赋予我“打工诗人”这个卑微而光荣的身份标签。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大批农村劳动者开始涌入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随着劳动者涌入城市的步伐，由他们所带来的文化属性必然与资本和城市产生心理文化上的摩擦与交融。由最初的憧憬好奇到心灵家园的失落、迷茫，以至于在社会面上遭遇不公正待遇时的强烈诉求，和对命运无可奈何的悲伤心情，发出灵魂的呼唤和呐喊，从而催生打工诗歌的诞生。

1992年，深圳市宝安区石岩镇文化站创办的手抄复印报《加班报》，发表了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诗歌作品，因被《诗歌报》月刊选登推介，而在当地引起轰动。1994年9月，后成为《打工诗人》创办者之一的徐非，在工厂打工的时候，目睹一些怕吃苦、怕流汗的女孩，拜倒在金钱的脚下，做出一些令人不齿的事；而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却用自己的勤劳汗水换取微薄的薪水，于是爱上诗歌写作的徐非，在《一个打工妹的征婚启事》中塑造了一位“阿秀”的纯朴女孩。诗歌在面向打工族这个群体的《外来工》杂志上发表后，吸引了大量眼球。因为发表时刊出了作者地址，许多打工者误把徐非当成了诗里的“阿秀”，短短半年时间竟收到了三千余封读者来信，此事一经《羊城晚报》报道，迅速引起轰动效应，被全国数十家媒体广泛转载报道。“打工诗人”这个称谓最早出现在引领“打工文学”发展的《佛山文艺》上，在“星梦园打工诗人流行榜”出现之后，又出现过“流浪诗人”“漂泊诗人”“行吟诗人”等称呼这个群体的创作者，但都不如“打工诗人”这个称谓那么醒目和形象。2001年5月31日，一个普通而平常的日子，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歌者，罗德远、徐非、任明友、许强等人，在惠州扛起了打工诗歌的旗帜，随着《打工诗人》影响力的扩大，那个时期的打工诗歌俨然成为打工者自我救赎的一根精神稻草。

2005年，写出成名作《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的打工诗人郑小琼参加了诗刊社第21届青春诗会，诗坛出现的郑小琼现象引起热议，而郑小琼本人也因天赋的诗歌才华，从一个工厂打工妹一跃成为一家杂志的诗歌编辑，从而完成了身份的华丽转变和阶层的跃升。在打工文学的前沿重镇——深圳市宝安区，我于2009年走进了打工文学这个庞大的阵营。

在这里，我发现有很多爱好文学的追梦者，他们除了发出生活苦闷的呐喊，完成心灵的抚慰之余，还有一个普遍隐性的诉求——冀望自己的文学才华改写自身命运的强烈愿望。我曾经在《打工文学》周刊发表了几首诗歌之后，也曾有过这种美好的憧憬，希望像谢湘南、王十月、徐东等已完成身份转换的打工诗人、作家一样，因突出优异的文学成绩进入体制内，谋得一个足以光耀门楣的，令村里人艳羡的职业。那段时间，我因为带孩子，还被诗友们戏称“奶爸诗人”。没想到这个令我抬不起头的称谓在诗人圈一经而走，就被媒体奉为励志典型，成为鹏城社会新闻热议的话题，一时间，电话不断，采访不断，上报纸，上电视。忙得不亦乐乎，我既欢喜又忧虑烦闷。曝得“大名”后，我的生活其实并未改善，我也因此而变得浮躁和不安。此后，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明白一些诗友讨厌我的原因。直到离开深圳去云南谋生，无意间读到乡人老谢的文章《饭饱才能文章健》，我才明白自己没有立得住身的作品，靠那些虚头巴佬的标签和标新立异的噱头爆的大名，是让人瞧不起的。从此，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以作品奠定自己诗人身份的人，像《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一样，也要写一本可以垫头做枕头的书。

就在我思想发生这些转变的那年，被圈内诗人誉为“打工诗人”接班人的许立志在深圳纵身一跃，带着未竟的夙愿和还未充分发挥的诗歌才华去了天国，让人可惜。据许立志生前好友滕远渊回忆，有段时间，许立志因为看到媒体“奶爸诗人”铺天盖地的励志报道，而对文学生出无限的敬仰和向往，立志做一个伟大的诗人，没想到他却因竞争一个轻松而不得的能闻着书香的职业岗位，失去了年轻的生命。那时，我在云南看到这个新闻时，感到非常吃惊，此后，我一丁点冀望文学改变命运的微小愿望也熄灭了。现在，我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我没有那个天赋才华，也没有余华那样的命和运气，我又何苦靠文学吃饭，何必靠诗歌活着了。到云南谋生以后，广东中山有位素未谋面的打工作家，极尽挖苦之能事，嘲笑我摆摊是乞食，说我丢了诗人的脸。彼时，我没有任何情绪反应和言语反驳。相反，我一介“书生”，为自己能以一技之长谋生，养家糊口而高兴，虽辛苦了一些，卑微了一些，但能让家人过得稍微好一些，体面一些，能让年迈的母亲少操一份心，我觉得宽慰、划得来。

心理学家认为，人愉悦身心的方式有很多种，但不必孜孜以求地追求某个单一的愉悦方式。在云南某乡镇落脚后，我整日陷在繁杂的俗务里，备尝艰辛，又饱尝没有时间浇灌梦想的煎熬和痛苦，但我仍然拥有追求诗和的良好意愿。

2012年，《南方日报》人物栏目以“打工诗人，在深圳寻找一个温暖的词”报道了许立志、陈才锋和我这三个年龄段的打工诗人的生活情况和心灵路程。那时候，我还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自以为是和自视甚高。现在，年近不惑，我也想清楚了，看淡了，不必盲目追求诗和远方，不必刻意寻找诗意和温暖。我觉得用诗意的眼光去看待生活，感受生活，生活也就是诗意的美好的。只要身心愉悦，也就能感受生活的美学和诗意的美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所谓的“诗意的栖居”，大抵也不过如此。

“在深圳漂泊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温暖的词语/她总是不经意地走进我的梦里/最后又悄无声息地走掉……我偶尔也会想起那个颤巍巍的老人/他抬起另外的双脚/走过我记忆的黄昏/ 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给我以阳光和希望。”（《幻象》）萧相风在《卑微的行吟歌者》一文中指出，诗歌具有特别令人不可自拔的迷幻性，让每个诗写者觉得掌握了奥秘并深得其法感动一大批读者。从而导致一批批层出不穷的迷幻者各自标榜或陶醉于自我标榜中。曾经我也是受诗歌迷惑的迷幻者，以至爱诗成魔，脆弱到差点因为深圳文化宫广场上的一次糟糕发言，还想跳桥。但我最终还是因为亲情的温暖和诗意的美好，放弃了轻生的念头。从此，对于诗歌和理想，我再没有非分之想，抱着顺缘生长的态度生活。

彼时，我在深圳福永一家港资公司做保安，受尽了屈辱和白眼，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就异常愤怒和暴躁，总是愤愤不平地表达命运的不甘，苦大仇深地面对周围的一切，又冀望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寻找温暖。现在，在云南生活的这些年，我慢慢地想明白了，也不用去寻找了，我以前苦苦寻找的温暖，是要用爱心去对待生活，用善心去对待周围的一切来交换的。你用温暖的言行待人，用良善的微笑处事，温暖和美好就自然地显化了。生活其实就是自己与身处的环境世界和谐共生的相处模式。温暖就存在于这种简单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交际之中，有时候，它像风又像雨；有时候，无影无踪又无处不在。以前打工的时候，见到一些老板的办公室里挂得“宁静致远”，觉得非常好笑。现在，我觉得淡泊名利的生活，少一些算计和纷争，就是温暖的，幸福的。其实，人生的修行法门就是平淡而快乐的生活。我这个年纪，有这样的心境，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怀疑我是不是老了，怎么这么佛系，没有进取心呢。但是怀疑归怀疑，我还是一如既往地践行自己有点佛系的生活哲学。忙时挣钱养家，闲时读书码字，如果顺缘增长，福慧俱足，心底的梦还醒着，那就敲打一阵子，不冀望靠它活着，也不冀望文字流芳百世。写出了，自己偷偷地愉悦一阵子，就足矣。

基于这样的原因，这些年，我远离诗坛的喧嚣，很少创作。但因缘际会时，参与一些活动，表达的也是不为名利抒写的人生价值观。2017年，我因一篇描述打工生活的旧作《红牌工业区》，获得了由深圳市宝安区群众文化艺术馆举办的首届打工文学征文大赛诗歌类三等奖。在颁奖现场，有熟悉的诗友笑话我吃老本。当时被他一说，我的脸倏地红了，颇难为情的。现在，我也时常觉得，我愧对“打工诗人”的身份，愧对诗坛前辈的提携。写诗十多年了，也没写出令人满意的诗歌。对此，我也动过放弃追寻诗和远方的念头。也许那样会生活得更好一些，但又总觉得生活应该有诗和远方，才有意思。心不死，则道不生啊。郭建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建议和银熙君的劝勉鼓励，让我的心走出了迷茫和困惑。

在云南的这些年，我在乡镇经营自己的小营生，生活条件较打工时略有好转。滋养在云南山水地中，浸淫在亲情的温馨中，我的心灵轻松不少，愉悦不少。创作的热情虽然不高，但我有闲暇，寄情山水，忘我歌吟，毫无功利和雄心，怡然自得，自是一乐。

取道自然，顺应而生，忘机修行，是诗人、居士李青凇给我开示的人生智慧。在这种人生哲学的启迪下，我这些年的诗意抒写，已无当初的棱角和尖锐。浸润在亲情和云南的山水里，我遇见的善顺也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美好。这是我离开深圳之前，没有想到的。

到云南之后，我虽脱离了打工的队伍，也停止了打工生活的歌吟，但我还享受着“打工诗人”这个身份带来的红利。特别是拙著《当我卑微无名时》的出版，有媒体报道我代表“打工诗人”的身份，就觉得特别汗颜而无地自容。不过，现在，回头看看我那些青涩浅薄的诗歌，于我好像也有那么一点人生意义和价值。而我一直心怀愧疚的“打工诗人”身份，也变得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本文原载《揭阳文艺》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