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洞口县志》（第二部）编撰蔡锷历史时“无法理解者”的回答

文/蒋子棠

2023年11月21日在微信上读到了原创湘人李写的《请这本〈洞口县志〉的编撰者用良知、责任和担当，出来向洞口后人说清楚为什么这样编撰“蔡谔出生地”》的文章。我虽不是洞口县第一部县志的编撰者，却是第二部县志编撰者之一。读了这篇文章，颇有同感。

2008年，应洞口县志编纂委员会之聘，编撰了第二部县志22篇中的农业、文化、科技、卫生体育、乡情民俗5篇，文化篇里第六章，就是文物和名胜，与蔡锷的內容有关。

对于蔡锷，我是敬仰己久。1952年就读蓼湄中学时，就听到过蔡锷这个名字，1955年当上国家干部后，不时听到一些关于蔡谔的故事，1980年调县文化馆担任文学专干及1984年创建县文联担任文联秘书长一职后，便对蔡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千方百计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访问。

蔡锷在洞囗时间不长，从出生到离开洞口，不过十二、三年，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而完全是孩提时代，却留下了不少神奇的故事，让我感动，让我钦佩，让我赞叹，让我欣赏，常常利用当时主编《洞口文艺》、《廻龙洲》小小县级文艺期刊的机会，自己撰稿或编辑点小文对蔡锷童年故亊进行介绍，获得较好评价，于是产生了要把蔡锷童年这些故事写本小书向更广大的读者介绍。可得知当时山门区委书记黄明和同志也有意就蔡锷童年创作一本专著时，我这个在文艺创作上从来不想与他人争题材的作者，便把出书的念头放弃了。

转眼二、三十年过去了，未见正宗的新华书店或五花八门的书摊上，有一本有关蔡锷童年故亊的书出售，感觉欠了一笔历史债似的难受。

此时洞囗与邵阳大祥区关于蔡锷出生地已发生争执，我作为一个无名之辈，不想巻入到这种争执中去，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和知识，讲点实话也还是应该的呀。于是在编纂第二部县志时，我写了篇《蔡锷出生地在洞口的铁证》的文章，想放到文化篇里的第六章里去。动笔前，我专门询访了县文物局。

文物局领导便把他知道的一些蔡锷童年情況向我作了介绍——特别是对“分路碑”出土的情况介绍得甚为细致，并让我看了“分路碑”。

“分路碑”是2001年5月16日，由当地村民一一水东乡杨湾村大坝组村民尹大金无意中发现。

蔡锷出生于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而分路石碑上刻的时间是光绪九年二月，相差两、三个月，正符合我们“梅山文化” 地区的民俗。即：

孩子（特别是男孩）出生“三朝”（即三天。也有“满月”的），就要请“八字先生”为其“打流年”，予测他一生的吉凶祸福以及如有祸害、应采取何种措施，使其逄凶化吉，遇难呈祥。

当时蔡锷父亲蔡正陵请来的这位“八字先生”，是山门一带颇有名望的“宋半仙”。“宋半仙”根据蔡正陵夫妇述说孩子出生的年、月、日、时与当时状况及王氏所作之梦后，掐指一算，四柱一排，桌上一掌，连连称奇，说此孩命理非凡，家门大幸，将来必定是文武双全之国家栋梁，功业不可限量。

便为其取名“蔡艮寅”，字“松坡”，别名虎儿。艮为八卦之一，代表山，寅为地支第三，正是黑夜将尽，天生曙光，出生时刻属虎，赞叹道：“松长山坡，受日月之精华，钟天地之灵秀，茂也，妙也。”

只是暗藏凶厄之数，当着南方射来的一支神箭，幼时对小孩生长不利，成长后有碍前途命运，宜拜亲、行善以解之。于是蔡正陵便遵照“宋半仙”的旨意，按照当地风俗，立将孩子松坡拜认本村吃“百家饭”的周氏为干娘，人们普遍认为吃“百家饭”的人能给小孩免除灾难，带来福祉；又为儿子打了一块名为行人指示道路方向、实为孩子消灾免难的“分路碑”，立在屋前的叉路口。

石碑上首横刻“长命富贵”四字，正中竖刻“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八字，两边分刻“左走山门，右走石下江”和“信士蔡正陵，男艮寅”以及“光绪九年二月立”等楷书字体。（此碑现保存于洞口县文物管理局内。附照片于后）。

这不已经是蔡锷出生在洞口山门水东的铁证了吗，还要争论什么呢？如果蔡锷是六岁才从邵阳大祥来到洞口，出生才几个月，他父母跑到洞口水东这个相隔百多里的陌生地打块这样的“分路碑”作什么呢？只要是神志清醒稍有点理智的正常人，稍微思索（用不着推理）一下，蔡锷在洞口出生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有任何争议的了。

此稿完成后，我交给修志办负责人邓联文同志，他看了后说：“关于蔡锷出生地问题，第一部县志已经作了定论，我们不要再去提这个问题了。”

第一部县志我早看过，共有4处提到蔡锷（大亊记里2处，人物篇里2处）。在县志13页“大事记”里是这样写的：“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蔡锷随父母来山门大坝上定居”。当时的第一部县志这么写，出于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现在出土的这块“分路碑”，提供了蔡锷是洞口出生的真凭实据，为什么不可以纠正一下呢？

与邓主任争执了几句后，要求他把这篇文章让他们领导层的人都看看。

可万万没有想到，后面发生的事情却让我至今都无法理解。

1、那篇《蔡锷出生地在洞口的铁证》的文章无声无息。

2、原确定要我写本部县志的编后记，也不要我写了。

3、在向省报审的志稿中，也不再是市级评议稿的名单了，副主编加了曾令钧，另设了文字总纂为曾令钧和肖xx。而肖xx只是在志稿通过市级评审后，2011年初根据评审意见修改时，因原纂人的提拔没时间修改他所撰写的那部份，才请来为他个人编纂的那部份进行修改的，根本没有参加编纂，怎能一下子成为文字总纂呢？觉得有点无法理解，便向县志编纂委顾问之一陈世胜先生（原县政协主席，具体在协助领导县志编纂工作）提出个人的一些意见，后陈世胜告诉我：说这所谓的文字总纂干脆就不设了（县志出版后，果真没有），不知其中耍的是什么鬼把戏。

4、紧接着12月初的一次餐会后，县志办邓主任便宣布编辑部解散，这更让我有点不解了。当初聘请我参加县志编纂时，说是2012年县庆60周年县志出了书才算完成任务，现在书还没印就宣布编辑部解散，特别让人更感到奇怪的是：这所谓的编辑部解散，实际上就是解散了我一个人（当初聘请的退休干部陈世胜，曾令钧和我三人，而陈，曾仍在）。只是把我換成了肖XX。

5、最后县志出版总结时，连个会都不通知我参加，岂非咄咄怪亊。

说实在话，我也是70多岁旳人了，如果是为某公修族谱、家谱，600元一月的工资，宁可讨米要饭，也不会参与。因为是为县政府修县志，而且正式发了聘请书，即使不给一分钱，我也会在所不辞，想不到我竞竞业业为之奋斗了四、五年，宣布一下，说滚就滚，严重伤害了我的人格尊严。

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至今都无法理解。是否与写了“蔡锷洞口出生的铁证”那篇文章有关，就只有靠神灵显圣来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