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精神之父习仲勋

——从陕甘宁关中特区到改开广东特区，为新中国开辟生命通道

　　最近中央电视台热播电视剧《西北岁月》引起热议。该剧再现了白色恐怖下，习仲勋义无反顾投身革命领导“两当兵变”。他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在异常艰险之中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但受极左错误路线影响险遭厄运。正当生死关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拯救了陕甘红军。陕北红军给中央红军提供了休整落脚地与有生力量，也挽救了中央红军与党中央。抗战爆发后，党中央以陕甘根据地为出发点，领导敌后战场。习仲勋承担艰巨任务，保卫边区南北大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习仲勋协同彭德怀指挥延安保卫战，“三战三捷”，为战略决战开辟新中国奠定基础。这剧自然引起笔者的严肃思考。回顾习仲勋同志76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分为建国前后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习仲勋继续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为大西北建设作出杰出的历史功勋。尤其习仲勋在主政广东担当改革开放大任，为经济科技落后的中国寻找新的生命通道。这是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习仲勋在老帅们的大力支持下，经历艰难探索实践，才建立起历史的丰功伟绩，为时代树立起开放精神的光辉旗帜。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杀出一条血路，为全国改开作出了表率，为挽救中国落后的经济生态，走向富强繁荣的新时代开辟生命通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习仲勋是共和国的“开放精神”之父。

　　陕北红军、陕甘宁根据地的主要创造人之一

　　习仲勋作为陕北红军与陕甘宁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西北享有崇高的声誉。1934年11月，年仅21岁的习仲勋就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多次“围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党中央在这里战斗生活了13年。13个春秋，中共发展壮大，引领中华民族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转折。

　　习仲勋于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多种职务。他以卓越的领导力，推动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巩固红色政权发展经济，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在全党全军影响很大。

　　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贯通，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同志出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关中特区的“红色掌门人”：为革命战争开创生命通道

　　1935年11月，中共中央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撤销陕甘边南区建制，设置关中特区，作为党中央战略前线和南部屏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中特区，是新正、新宁、赤水、淳耀等县红色政权的“心脏”。

　　在风云激荡的革命战争年代，关中特区以其独特地理位置，深厚群众基础，在习仲勋、贾拓夫、秦善秀等关中特区主要创建者前赴后继的领导下，发挥红色通道优势，使关中特区成为党内输送与护送革命人才的重要生命通道，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以及创建新中国作出了独一无二地卓越贡献。

　　1936年1月，奉中共中央命令，将陕甘边南区党、政组织分别改建为中共关中特区委员会（简称关中特委）与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简称关中特区）。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关中特区党政机关驻新正县湫头区南邑村，辖新正、永红、新宁、淳耀、赤水5个县委。从此，关中特区工作逐步摆脱了“左”倾错误干扰，革命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1936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习仲勋调往环县参加西征作战。9月，在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形势下，中央派习仲勋等同志再返回关中特区领导苏区工作，习仲勋在淳耀县槐庄子主持召开会议，恢复了关中特委和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出任特委书记。

　　新正县处于陕甘交界处，是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薄弱地带，这成为联系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同白区党的桥梁，成为根据地中心前往国统区陕西省城西安，乃至国内其他大城市的南线秘密生命通道。许多革命同志由此从白区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或由根据地去白区工作，都受到关中特区武装人员或秘密交通的保卫护送。

　　1934年—1936年间，刘少奇、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张庆孚、李铁伦、朱理治、鲁贲、王世英等出入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均从关中特区经过。“西安事变”后，1936年12月，关中特区地处中共中央驻地延安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泾阳县云阳镇连接线上，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从陕北南下到达关中特区赤水县土桥镇时，受到赤水县革命军民热情款待与护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及聂荣臻、杨尚昆、徐海东、罗瑞卿等红军高级指挥员，在关中特区休整数月后，带领八路军开赴各抗日战场。

　　“三三制”参议会制度展现党的初心与宪政使命

　　习仲勋是"三三制″的杰出改革者。所谓“三三制”，即“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制度。由此，“三三制”应运而生。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1937年5月，西北办事处行政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议会民主制。1937年7月，边区开始自下而上进行民主选举，分别召开县、乡议会，选举产生同级政府。“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探索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局部执政的各项制度，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实践与理论基础。

　　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面临既要搞革命又要抓建设的任务。针对国民党参议会实质是咨询机构、参议员主要由权贵阶层构成的实际，就需要完善抗日民主政权、以团结更多进步力量。

　　由于选举结果与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选民参与选举热情高涨，各地出现空前盛况的选举景象。许多村几乎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地主富农也积极参加。识字会写的划写票，识字不多或是文盲的采用“投豆子”、“乍胳膊”、“香火烧小洞”等特色的选举方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陕甘宁边区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习仲勋等领导人在抗日烽火中创建出来的伟大政治实践，是展现党的初心践行宪政使命的真实写照，为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实践与理论基础。

　　平反著名的“李一哲政治冤案”

　　1974年11月10日，广州美院青年教师李正天和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张贴了长达2.6万字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的民主缺陷与法制不足，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分析出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严重缺陷，对全国人大提出了要求和“期盼”。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广州震动，观者日夜川流不息。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在“四人帮”横行背景下，广东省不得不迅速组织反击。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决定组织内部批判。1975年1月，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开展批判这张大字报活动。1977年12月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大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和批判。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亲自处理这个问题，多次接见李正天、王希哲等人。通过与杨尚昆、吴南生等领导一致努力，终于弄清事件真相，为这一事件彻底平反。定居美国西部湾的王希哲还专文回忆习仲勋的壮举。

　　党内的"改革先锋″、 共和国“开放精神之父”

　　1979年1月8日至25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地、市、县委书记。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在会上传达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贯彻这次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会议的精神，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

　　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按照省委分工，率领工作组奔赴汕头市。他提出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利用外贸发展经济，要打破计划经济的旧框框，把市场经济引进来，以扭转汕头地区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局面。3月3日，习仲勋主持召开常委会，听了吴南生的汇报。吴南生说：“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习仲勋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先起草意见，4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我带去北京”。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习仲勋给中央的改革建议获得了高度认可。针对贸易和作区的命名，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配套资金，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为此，5月初，习仲勋带领省委专门组织了一个起草文件小组，起草《汇报提纲》和《关于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出口特区的初步设想》。并从中央争取到了很多特殊政策。广东与福建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自主权。

　　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和灵活政策，主要内容是：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的办法；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物资、商业实行新的经济体制，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央这项重大决策，备受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中，也引起强烈反响。

　　习仲勋在广东工作虽不到三年，但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开拓创新，领导广东拨乱反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成绩卓著，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成功创办深圳等经济特区，在历史的转型当口发挥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

　　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这是习仲勋同志的名言。故人已去，如今回忆习仲勋同志的一生。从狱中入党到两当起义，从陕甘宁关中特区到深圳特区，从广东改开到全国改开，每当党国遭受命运最艰难的时刻，总是以把党利益放到第一位的大无畏担当，勇于创新，以卓越的领袖魄力挽救了党国事业，为新中国的茁壮成长与繁荣开辟生命通道，不愧为共和国的开放精神之父！（作者：刘浩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