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早报评论员：高层次人才子女享受教育优待是搞特权和阶级固化

《华夏早报》“华夏早报评论员”专栏评论

文/《华夏早报》评论员 章山峰

近日，长沙市教育局宣布，从2025年起，高层次人才子女在教育方面将享受优待政策，具体措施是实行单列招生，不纳入普通统招计划。这一政策的出台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表面上看，这一政策通过为高层次人才子女提供教育优待，减轻了这些家庭的后顾之忧，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然而，这一政策的深层影响却远非表面那么简单，甚至可能与教育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

教育的本质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公平进步，而非成为某一特定群体的特权工具。长沙市教育局的这一政策，实际上是将教育资源分配与家庭的社会地位直接挂钩。这种逻辑不仅偏离了教育的公平性原则，还在无形中强化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固化。

政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促推社会阶层的固化。当高层次人才的子女通过单列招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时，普通家庭的子女在升学竞争中无疑处于劣势地位。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将使得高层次家庭的孩子更容易进入优质学校，进而获得更好的职业机会，最终维系甚至强化其家庭的社会地位。

与此同时，低层次家庭，也就是所谓的平民家庭，在这场教育资源的争夺战中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优质学校的招生名额是有限的，高层次人才子女的单列招生，必然挤占原本属于统招计划的名额。这意味着，普通家庭的孩子即便付出更多努力，也可能因为名额减少而失去进入好学校的机会。长此以往，教育不再是打破阶层壁垒的梯子，反而成为巩固特权阶层地位的工具。这种趋势不仅违背了教育的初衷，也与现代社会追求平等的理念背道而驰。

阶层固化不仅是个体家庭的问题，更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深远影响。当底层群体失去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时，社会的不满情绪可能逐渐累积，甚至引发更广泛的矛盾和冲突。长沙市教育局的这一政策看似是为城市发展服务，但若处理不当，反而可能埋下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教育的公平性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核心精神。该法第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一条款以法律形式确立了教育的普惠性和平等性，旨在确保每一个人，不论出身背景，都能在教育面前享有同等的机会。

然而，长沙市教育局的单列招生政策显然与这一法律精神相悖。通过将高层次人才子女从统招计划中剥离出来，政策实际上赋予了这一群体超越普通公民的教育特权。这种基于家庭地位的差别待遇，直接违反了教育法所强调的“平等受教育机会”的原则。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政策一旦成为先例，可能引发其他地区效仿，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削弱教育公平的基础。

有人可能会辩称，高层次人才对社会贡献更大，其子女享受优待是合理的回报。然而，这种逻辑本身就值得商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下一代，而不是对上一代的功绩进行“世袭式”奖励。

高层次人才的贡献固然值得肯定，但将其转化为子女的特权，实际上是将个人成就与公共资源挂钩，变相制造了新的不平等。更何况，普通家庭的父母同样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默默付出，他们的子女为何就该被排除在优质教育资源之外？

长沙市教育局的这一政策，无意中传递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信号：豪门出贵子将成为理所应当，而寒门出贵子的可能性将被进一步压缩。教育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希望，尤其是对于出身贫寒的孩子而言，通过努力学习进入好学校，是实现阶层跃升的重要途径。然而，当教育资源被人为倾斜向高层次家庭时，这种希望正在逐渐破灭。

而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子女来说，他们却可以通过政策捷径轻松进入。这种“挤压效应”不仅降低了普通学生的升学机会，也在心理层面打击了他们的信心，让他们感到无论多么努力，都难以与特权阶层抗衡。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这种政策可能在社会中制造一种新的“教育宿命论”。当孩子们从小就意识到，自己的教育机会取决于父母的社会地位而非个人努力时，他们的奋斗动力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对于高层次家庭的孩子来说，特权可能让他们缺乏拼搏的动力；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不公可能让他们丧失拼搏的信心。这种双重打击，最终损害的不仅是教育体系，更是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

家庭背景带来的教育差距，恰恰是学校教育需要弥补的，而不是进一步拉大的。这种新形态的特权主义对社会公平和教育生态的损害将难以估量。

建议长沙市教育局重新审视这一政策，回归教育公平的本源。如果确实需要为高层次人才提供支持，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例如提高薪资待遇、改善住房条件等，而非将公共教育资源作为特权筹码。

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教育资源的整体投入，提升所有学校的教学质量，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有优质教育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公平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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